1958,丁玲是如何去北大荒的


1958,丁玲是如何去北大荒的

周彦敏

丁玲最初想去东北搞林业

丁玲被打成右派之后,要到何处去接受劳动改造成为比较现实的问题。

陈徒手在《丁玲的北大荒》一文中,记述了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与丁玲的一次谈话,从中可以看出丁玲当时的精神状态。

1957年12月16日,刘白羽代表作协党组先后找艾青、丁玲谈话。在和艾青谈话时,刘白羽很严厉,他说:“党对丁玲重做安排有二十年的打算,党对你也是这样,要有点思想准备,做农民也要做好农民。”

丁玲是延安时期刘白羽的老上级,刘白羽和丁玲的谈话态度比较缓和,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。陈徒手感叹道:“从保留下来的记录稿上看,两人此次谈话前后不搭,像是漫不经心的一次闲谈,就是在这样的正式谈话里,一个人的政治命运已经戏剧性的内定了。”

下面,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人的谈话是如何“前后不搭”和各说各话的,括号内的文字是笔者的注解:

丁玲:我自己在家,煤搞得不好,这两天又好了。听说《文艺学习》要和《人民文学》合并。(丁玲像是在与老朋友聊天,完全没有被谈话的心态)

刘白羽:《文艺学习》搞得好的是评论,现在准备把部分搞到《人民文学》去。机关精简百分之五十,放在怀柔、宣化,将来搞一个根据地。你的历史结论还要写一份,讨论时我参加了,具体工作是张海做的。你现在近况如何?(刘白羽在努力拉回到谈话主题上)

丁玲:我的检讨我还要看一下,现在黎辛还没给我。我想找你谈谈,听听你的意见。(被谈话不是以听为主么?丁玲怎么更像是在自己的主场呢?)

刘白羽:我也没再看(不接这个茬),荃麟同志临走之前谈过,作为大会谈也行。但有些问题,看问题的焦点也不同。其实,很多毛病都是少奇同志谈过的,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弄得更精练一点。最近报上批判右派的文章你看了没有?(再次拉回谈话的正题)

丁玲:我很想老老实实地到下边去做点工作,做个普通农民,人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(丁玲表态,只重思想态度,不涉及实际内容)

刘白羽:一段时期把创作放一下,到实际中去锻炼,改造有必要。(潜台词:下去就是要劳动改造,搞文学创作已经不现实,不可能了。他对艾青明确说了下去改造的时间计量单位为二十年,对丁玲没有说得这么直白,而是含糊其辞,称为 “一段时间”)

丁玲:一个人投身于工作中去,就能改变,我想把我的检讨搞一搞。(丁玲似乎还没有抓住这次谈话的重点,也没有认识到对自己命运的重要性,她还在思想层面打转,只想写好检讨)

刘白羽:你也可计划一下,到哪里去,要实事求是,能做到的。(潜台词:大姐,咱还是说点实际的吧,还是好好考虑一下想到哪里去劳动改造的现实问题)

丁玲:昨天黎辛给我打电话,谈到这个问题。我想了很久,我想搞一搞林业,去伊春搞林业。(搞林业?咋听上去像是去指导工作呢?在那个年代,林业主要是伐木而不是种树,伐木,既是体力活,也是技术活,可不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作家可以胜任的)伊春是个新城市,房子都有暖气。详细情况请组织上调查一下。我在大连时,给乔木写过一封信,他希望我下去做工作。我想还是下去好,这次应下决心。(丁玲此时还在忆旧,彼时她是高官,去大连是疗养和写作,胡乔木希望她下去做工作,也是让她下去当领导的;此时她已成戴罪之身,再下去就是劳改,不是一回事呀。她还选了一个房子有暖气的城市,居然还要求“详细情况请组织上调查一下”,这是真没有弄清楚自己目下的身份呀,这情商,真让人替她着急)

刘白羽:短期可以,长期还要考虑。(潜台词:太不切实际。咱还是说说你的改造安置问题吧。强调长期。)原来我们考虑过你的身体,不要太勉强。我们是考虑你和雪峰的年纪体力问题,要考虑周到一些。这里面有个要长远做工作的问题,看你做什么工作。(反复强调长期,潜台词就是提醒丁玲下去工作不是走马观花,浮光掠影,而是要事必躬亲,长期作战,请根据自己的年纪体力,提出切实的要求)

丁玲:我想搞工业,大工业不行,就搞搞林业工作,我想到伐木场去工作……(没听懂刘白羽的暗示,继续不切实际)

刘白羽:陈明怎样?(打断丁玲,转移话题,意味着丁玲的这个设想不在考虑范围内)

丁玲:陈明提出哪里艰苦,就到哪里去。我们也有精神准备,分开就分开。

刘白羽:那倒不一定,长期下去还是在一起。(安抚,不会强行分开两人。再次强调长期下去,以期引起丁玲重视。暗示组织倾向于让她和陈明一起下去,不是短期,是长期作战)

丁玲:那时我腰疼,不能下去,另外也想搞我的长篇,现在不搞了。(没接住话,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)组织让我到哪里,就到哪里,也不一定安个家。我这样谈是很老实的。(以前)我母亲来这里,对我没有好处。现在这样倒好,一下子就会好的。(意思是,母亲不在了,她没有家累,不用考虑照顾老人的责任了)

刘白羽:你先安置好比较能适合你的地方。既照顾了你,又能安排下去。(潜台词:大姐,咱这是在谈你的具体安置问题,拜托认真一点好不,就先别抒情了)到黑龙江不搞林业,也不搞农业。我可以和他们谈谈。(意思就是:要去黑龙江,但不参加体力劳动,我们会替你争取)伊春是否可去,现在还没有考虑。迟一下,你的意见可以再考虑……(潜台词:伊春不在考虑范围内,就不要再想去伊春的事了)如果能联系群众,完全会焕然一新。现在下边变化很大,条件总比过去好。(安慰话)一下去也会乱,头一年要苦一些,过一时期就会好的。(潜台词:下去生活会很艰苦,肯定比不上北京,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)

很显然,丁玲自始至终就没有和刘白羽在一个频道上,也完全听不懂刘白羽的这些潜台词,她把严肃的组织谈话当成了朋友间的闲聊,也不知道这次组织谈话的重点究竟是什么。

期间,丁玲突然喃喃说出:“姚蓬子、雪峰管我叫冰之,左联同志都叫我丁玲。”这种不合时宜的忆旧让刘白羽惊诧不已,只好草草结束了谈话。

作协领导说:丁玲“可以不下去劳动”

丁玲被打成右派以后,被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,在冰天雪地中生活了12年之久,却鲜有人知道,当初,丁玲并非只有到东北去一条路。

换句话说,丁玲被流放北大荒,也不是非去不可,而是她自己的主动选择。

这或许就是在丁玲复出之后,当人们为一个著名作家去养鸡而掬一把同情之泪时,丁玲却出人意料地表示:其实养鸡也很有意义——那是她自己的主动选择,她无法怨天尤人啊。

丁玲选择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,与陈明因右派问题下放东北有很大关系。

1958年春节刚过几天,陈明就收到了来自工作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通知,通知对陈明的判决是:撤销级别,保留厂籍,下放到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。三天后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,候命出发。

那时候,丁玲的右派安置问题还悬而未决,没有确定。大批判的风暴已过,丁玲的内心依然在风雨飘摇中,不知未来会怎样,陈明的离开,增加了丁玲内心的凄惶之感。

陈明是在三八节过后离开北京去东北的。到北大荒后,陈明在信中给丁玲讲述了他所在生产队的现实情况:他们那个队都是从北京去的,大约有一百多人,绝大部分是国务院直属单位的右派分子,知识分子干部居多。这些人年富力强,大都在三十至四十岁左右,他们大都撤销了原来的级别,停发原工资,按农场新农工待遇,每月一律只拿二十八元。

按说,对陈明的判决和他下放后的待遇,理应成为丁玲考虑未来生活的重要参照,也就是说,她若到东北,待遇恐怕也不会比陈明更好,但丁玲似乎并没怎么在意这些细节,以她当时的精神状态,也想不到这么细。毕竟,在靴子落地之前,人总会心存侥幸与幻想。

从与刘白羽的谈话中也能看出丁玲应对现实问题的生活能力不强,刘白羽的反复引导她都接不住话,对接下来的生活也没有一点切实的考量,更多的只是表达“安排去哪就去哪”的诚恳态度。

陈明去北大荒之后,关于丁玲今后的出路问题,组织上也终于有了比较慎重和人性化的考虑和安排。

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代表组织再次找丁玲谈话,这一次,他没绕弯子,而是打开天窗说亮话,让丁玲记忆深刻,她在回忆录中记录下了邵荃麟的谈话内容:

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。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,这是在政协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。你可以不下去劳动,分配工作。也可以留在北京,从事研究或写作。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;像雪峰,大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,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。

这个谈话很具体,满满的干货,信息量巨大,对丁玲的未来可以用“一个中心两条出路”来概括:一个中心就是“不下去劳动”,两条出路便是:一,分配工作;二,留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。邵荃麟是个厚道人,他以冯雪峰为例,让丁玲参考,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个人建议,说丁玲“也可仍旧留在北京写作,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。”

如果丁玲听从邵荃麟的建议,或选择分配工作,那她就可以“不下去劳动”了。可丁玲没有接受组织上的暖心安排,她不仅拒绝了邵荃麟建议她留在北京的好意,反而主动提出要“下去”锻炼,到北大荒去找陈明。

沈从文在《记丁玲》中总结丁玲的特点是“写作的天分”胜过“办事的才具”,看来是很中肯的评价,所谓“办事的才具”,就包括处理生活问题趋利避害的理性才能。

丁玲最终并未接受组织和邵荃麟个人的好意,她的疑虑居然是:“他个人的这番好心,能够获得另外的权威人士的恩准吗?我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。”

丁玲口中的这个“权威人士”,应该就是指周扬。

丁玲这是当局者迷。她也不想像,既然“这是在政协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”,代表的就是集体的决定,而非个人意志,“另外的权威人士”也是组织中的一员,岂会与集体背道而驰?

如果丁玲在组织给出的两条出路中二选一,或者接受邵荃麟的建议,一切皆大欢喜,接下来的安排就顺理成章了,最不济,也和冯雪峰一样的待遇。

丁玲偏偏一个也没选,而是正式提出了要到东北下去劳动的申请。

她说:“我是脸上刺得有字,头上戴有帽子,是走不出大门,见不得人的人。”所以放弃留京机会,她觉得北京实在太冷了,还是东北温暖,因为那里有陈明。

内心高傲的丁玲,放不下面子,过不了自己的心理关。丁玲对“下去”将面对怎样严酷的现实并没有多少切实的概念,她只想逃离这个是非之地,认为东北的大森林才是自己的容身之所,是疗伤的最佳之地,“那里大树参天,丛林蔽日,在深邃的绿色世界里,这里,那里透露出几缕耀眼的阳光,阳光下,小鹿跳跃,溪水低吟,听婉转鸟语,看松鼠跳跃,闻青草的芬芳,采艳丽的花朵,领略大自然的雄伟,萌发无穷的生命之力。”她要奔赴那“云烟深处,洗涤我内心的烦忧。”

丁玲可以天真,组织上的人却知道下去后意味着什么。丁玲说:“他们似乎十分关心照顾我,说以我的年龄,我的身体,去那种地方不相宜。”

她没有明说那些认为她去原始森林不相宜的“他们”都有谁,邵荃麟肯定算一个吧?李向东、王增如在《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》一书中还明确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:“周扬同她谈话时,也劝她不要下去,说年龄太大了。”

周扬的善意,丁玲很不以为然,弃之如敝履。

在4月11日写给邵荃麟、严文井的信中,丁玲催问组织对她的安排,并这样表态:“近来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象写封信给你们,问一问关于组织上对我的处理,以及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去参加劳动,获得一个重新做人,改过自新的起点。”并表示:“因为我有希望,也有勇气去赎回这一切,而且相信也有机会,也有可能。我决心什么都不要,全部拿出我所有的全部生命,为人民服务,胼手砥足,以求补过,以求得我的心安。”

丁玲申请去北大荒,开始王震不要她

丁玲正式向作协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,但答复说,她的结论还没有做出来,等等再说。

要等的不只是结论,还有关于丁玲的去向,组织上也一时难以确定,因为没有接受单位——北大荒不要丁玲。

当时,北大荒隶属于农垦部,到北大荒去参加劳动,需要得到时任农垦部部长王震的首肯。

郭小川曾经担任过王震的秘书,作协安置右派下放的事,就让郭小川去联系王震。王震对丁玲去北大荒的态度,郭小川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:

1957年10月16日上午,周扬主持在中宣部开会,讨论对丁陈集团的处理问题,决定开除几个人,把他们分配到下层去生活。五时多,郭小川给王震打了一个电话,“六时到他家,周立波也在,一起闲话了很久,他同意把艾青送到一个农场去,在那里盖几间房,好好生活几年,他主张对作家多加鼓励。”

这篇日记中,没有提到丁玲。或许,当时丁玲还不在那个下放名单上。

1958年1月26日上午,郭小川又到王震那里,“一直谈到很久,他只同意艾青去,不要别的右派分子。”

这个“别的右派分子”,对应的,应该就是丁玲。

“十年”期间,在郭小川的《检讨书》中,有两处说到王震对丁玲去北大荒的态度。一处是:“把丁玲安排到农场,是刘白羽叫我去找农垦部的王震同志的,王震不要丁玲,只要艾青。”

另一处是:“在安排艾青下去时,是我奉了刘白羽之命去找王震的,王震不要丁玲,只要艾青,并且说:艾青是有才能的,给他盖几间房子,让他好好在下面锻炼几年。艾青在农垦部门的农场里一直受优待,是同我们这次谈话有关系的。”

由于王震不接收丁玲,丁玲去北大荒的事就这么僵住了。

很快,事情又出现了转机。促成这个转机的关键人物是陈明。

1958年5月初的一个星期天,王震到八五三农场视察工作,来到陈明所在的生产队,陈明向他汇报说,丁玲也想到农场来,中国作协不批准,希望王震部长给予帮助,王震当即爽快地答应了,回答说:“好嘛好嘛,我同意。”

陈明当天晚上写信给丁玲报告这个好消息,丁玲接到信后喜出望外,立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作协党组,于是,她的这个要求,终于得到作协党组的批准。

王震前后不一的态度特别值得玩味。

为什么郭小川代表作协去找王震时,王震拒绝接收丁玲去北大荒,而陈明个人提出丁玲要来他却爽快答应了呢?从他后来对丁玲的友善与关照来看,当初不同意接收丁玲,大约也是出于对丁玲的同情而非嫌弃,毕竟,当时丁玲已经年过半百了。当知道来北大荒是丁玲本人的真实意愿时,王震便爽快答应了。

1958年6月12日,丁玲登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,从此在北大荒生活12年,去书写她自己那段“在严寒的日子里”这本真实的人生大书。